邱世鸿/文
大凡艺术家的健康成长,离不开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。仅有人文环境的熏陶,易成上进之心,然也不免功利之惑；仅有自然之助缘,易生与世隔阂之感,然不免“乡曲”之讥.前者以“台阁体”、“馆阁体”为最,后者以非汉族艺术家为多。而能得二者之惠者,与古为邻,与天为邻,确能优入圣域,独享天人之德,遗世独立,鹤立鸡群也。
福建虽然从文化中心论者看,远在边陬,处于文化之边缘。然真正艺术之成长,往往多在边缘发生。无论元之杨维祯之“铁崖体”书法,还是明之“吴门画派”、 清之“扬州八怪”,当时都不在中心地带,而影响直超庙堂派,至今的光芒四射。这不能不佩服历史之披沙拣金,还原真实。福建优越的对外交流环境和自身的山水佳构,造成了历代名家辈出的局面。仅宋代的书画名家和文化名人就令人叹羡:蔡襄、蔡京、章惇、黄裳、游酢、杨时、张元干、李纲、胡寅、郑樵、敖陶孙、真德秀、刘克庄、严羽等,此中多是杰出的书法家、理学家和文艺评论家,可谓壮观。人文蔚起东南之际,唐代禅宗南传，已见佛学重心南移之势，而宋代道学东播，如“二程”门人杨时学成归福建, 难怪程颢感叹“我道矣”。宋代的福建已经是名流荟萃,文风繁炽,对东南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。
北宋书法之“四大家”中,无论是蔡襄还是蔡京,都是福建人,艺术水平不庸置疑。作为权臣的三大巨腕蔡襄、蔡京和章惇,在朝廷极受重用，在书法上的造诣比肩一流书家。而且在理论上蔡襄有《论书》,章惇有《杂书》(载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十),蔡京后人蔡絛有《铁围山丛谈》等，这些书论对书坛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旷世巨儒朱熹（１１３０～１２００年），光宗绍熙元年（１１９０年），以花甲之年出知漳州。他重教化、整弊俗；兴学校、倡儒学；宽赋税，恤民瘼；政绩显著，影响深远。他在武夷山的书院讲学，其理学思想和书学思想无疑都对东南文化起动了推动作用。
漳浦县，是福建省漳州南部沿海县，是一个人口大县、农业大县、海洋大县，是一个资源大县、新兴临港工业县，是一个台商投资密集地，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、现代农业示范区，是国家级海峡两岸（福建）农业合作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著名景点如天福茶博物院、天福石雕园、宋城赵家堡、乌石天后宫等，深受游客的欢迎。而其书画文化业是这里的一道风景线。漳浦人文环境不须多说,大家辈出，那是相当的优越。仅有被明代江苏徐霞客称为“字画为馆阁第一,文章为国朝第一,人品为海内第一,其学问直接周孔,为古今第一”的黄道周,就足以有说服力了。 黄道周以“文章道德名天下”。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称其“字画为馆阁第一，文章为国朝第一，人品为海内第一，学问直接周孔，为古今第一”，可谓推崇备至。清乾隆帝笔谕赞其曰：“立朝守正，风节凛然，……不愧一代完人”。这种称赞结合起慷慨就义、杀身成仁的气节看，真当得起“完人”之盛誉！ 现当代在漳州的文化名家就很多。世界的名人林语堂（1895－1976）祖籍漳州天宝镇五里沙村，是著名学者、散文家、小说家。以“两脚踏中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”为己任，辛勤笔耕，著述等身。当代著名作家,诗人杨骚（1900－1957），出生于漳州南市，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，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。 许地山（１８９３～１９４１年）笔名落华生。是中国现代小说家、散文家、“五四”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亦曾落户福建龙溪。 著名油画家、美术教育家周碧初（１９０３～１９９５年），漳州平和县霞寨镇人。他和徐悲鸿、林风眠、颜文梁、庞薰琹、陈抱一、刘海粟等均为中国现代油画之引进者和开拓者。在油画民族化的探索、追求中卓有贡献。这些人文资源足以滋养艺术家的茁壮成长。
当代林仲文先生以治政而兼书画,造诣卓著,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,为漳浦县之文化与经济腾飞贡献尤大。而其成功之路都赖综合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之相互渗透和交融。林仲文先生出生在“处八闽之极地,为漳潮之要冲”之金漳浦,奇峰异草,群岛大湾,形成了独特的地域视野，陶冶着艺术家的胸次。著名的“漳浦八景”被清代李如梓描绘成诗情画意。这样的自然怎能不让人聆听天籁，感物通灵呢？清代陈天达《晋亭峰》曰:“一片幽栖地,千年胜迹留”，概括相当准确。仅看黄道周书法即堪称大家。其书意气密丽,遒劲流美。他论书主张:“书字自以遒媚为宗,加之浑深,不坠佻靡,便足上流矣。”整体风格是苍古挺拔,朴拙遒健。而笔法上锐意创新, 方折深沉,笔短意长,行距疏朗,气味真淳,所谓“坚质浩气,高韵深情”,确是笔老手硬。其书学思想对林仲文先生一身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北宋著名词人,福建永福人张元干也说:“文章名世,自有渊源,殆与天地元气同流,可以斡旋造化,关键顾在人所钟禀及师授为如何。”(《亦乐居士文集》序) 借助山水之助，加之名家之熏陶，孕育一个书画艺术家是颇为自然的事情。言恭达先生在序《林仲文书法集》时说:“其书法以黄道周书风为主 ,广采博收,把几家的笔法融在一起,很自在的表现出来。其行笔老到,迅疾无碍,每件作品的创作都是胸有成竹,一气呵成,尤有一泻千里之势。观其作品,气势强硬,结实,果断的行笔显出线条的坚韧,协调,饱满和实在。” 这些评论并非过誉之词，而是符合实际的评价。纵览林先生的书画作品，我认为他从艺不同凡响者有三:
一是学其心意而去其形迹。古人所谓“师心儿不蹈迹”是也。注重气势的通贯和博大。黄石斋的主张“遒媚加浑深”之论,对其启发甚多。他自己也反复强调要去妩媚而存笃实。他在谈创作时说:“我长期画写意花鸟,山水画,喜欢古雅清新,萧散洒脱的画风,浪漫派书风正与此相契合,真有’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’的不期而获之感。有人评其书宗石斋能传神能妙悟者,正是对其书道的圆融理解。其行书最为擅长,如《古人咏海云山诗中堂》之烂漫、《吴彦弘咏太武山诗句对联》之豪迈、《林弻重过白鹤岭条幅》之紧结、《张若化谒黄文明师墓》之苍润等,面目多样而归宗于“遒媚浑深”，然又不失悠闲澹定之趣。如其行书联“涧谷有桥通象径，洞天无路到龙潭”可证。艺术之妙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，融合多家风格和笔法的书画，才能臻此妙境。林仲文以“乐道”自居，修炼多年，终能开悟，自成正果，皆得益于山水和前贤之无私馈赠。
二是巧拙互用之艺术观。平实中寓巧,飞动中求稳的辩证法。
出生于万安土楼的林仲文先生,自号海云山人, 从小拜师杨启舆先生学画。对于笔墨情趣自是颇为精通。山川万物之变化，原本是阴阳相摩相荡，对立中求统一。前人诗曰:“海上遥遥云影光,山空夜静杳微茫。美人观海印寒月,何处还开得月堂。”(《漳浦县志》)动静生成，刚柔互显，谁能把握好宇宙中万物生化之理，即能悟会艺术变通之道。大海之波涛汹涌与平静如镜，山峦之暗淡与明丽都是随时变化，生存有序的。林仲文先生的书法虽然取法石斋之体，而墨色变化要丰富得多。在“爽朗峻劲之风”中，显出“酣畅清逸之韵”（言恭达语），掌握了“带燥方润，将浓遂枯”的辩证法，书画的骨气遒拔，韵趣生动偏现腕底。林仲文《行书条幅柳永〈雨霖铃》〉体存黄石斋风范，而笔墨变化更为生动。行距疏朗，意气密丽。其他如《草书直幅李清照词》数件，皆能得其使转之妙，笔沉墨灵，气势豪迈而不乏闲趣。其茶书画作品最见“畅神”之闲趣。如《清话品香茗》、《山幽云闲》、《清香清韵》、《闲品香茗》等，不离“清”、“幽”、“闲”字，追求一种超逸的生活况味。而其浓叶重染与虬干细勾，山石侧皴与人像精描形成了对比而显得层次鲜明，浑重不失精丽，静谧中见出生机。在书法创作中，他也很注重对比、互补等原则的运用，如其《印石 江隶书联》，大字隶书为白色，旁加四片行书黄纸衬托，对比强烈，突出重点，视觉效果不错。其它如用色宣书写，大字与小字配合，互相升发等的作品不少。他《创作谈》中认为：“只有庖丁解牛的精熟，才能有随意赋形之妙悟。”这反映出作者的审美观念，在艺术辩证法的支配下，自觉的运用于纸墨之间，增强了艺术张力，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。
三是综合文化的修养和运用,打破单一的艺术格局。品茶、书画、旅游、诗词、文房等文化元素俱在。林先生认为，书画艺术的创作，不能仅看作是单一的书写汉字和笔墨涂鸦，而应看作是文化的载体，以简单的手段表现复杂的内涵。闽海才子黄石斋广泛涉及经史、诗赋、天文、地理、书法等,多才并施,知行合一,终于铸成伟格。他认为书法为“作书是学问中七八乘事”(《书品论》), 学问的关键首先是作人立品，这也道出了中国艺术的自身特点。修神立诚,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其反映在书法上的品格更易为人所津津乐道。其《还山道余杭有作》云:“至道容天悟,物情惠未通。蚤知仁义累,赖与古人同。白鸟信高足,青蘋真老翁。空山樵子径,随意斫东风。”这种超旷和感悟,铸成了他的书法豪荡感激,清健雅逸的气息,而除去庙堂体之圆润妩媚之习气。林仲文的书画立场,自然是取法石斋,在更开阔的层面来观照艺术生态。虽然繁忙的政务工作缠身,但只要与文化有关的社会工作,他都要积极去探索,去实践。以身作则,感受古人的在野心态。他说：“要达到书法艺术的较高境界，则要靠学养，学养是多种文化知识的综合积累”。（《谈创作》）这实际上是需要促进传统艺术如诗书画印与其他艺术的结合，与其他文化载体的共存和交融。他负责分管社会事务，接触面广，宣传力度大。他对艺术的态度是执着和乐观的。他喜欢画艳丽之牡丹：“风前月下娇嬈态，天上人间富贵花”，赞赏其盛世风光。其书法多书赞美家乡之诗文，书写陈元光、黄道周、蔡新等乡贤名人的诗赋。偶涉隶书、汉简意味浓厚，矫然不俗。而款式多样，纸色丰富，巨细结合，有着焕然一新的吸引力。这集中体现在《历代名人咏漳浦·林仲文书法集》中。对家乡历史、景点、风物、特产等的介绍，结合书法来宣传，文字与艺术的结合，立体感受更强烈。
但道皆寂寞,艺无止境。艺术作为体道的工具，并非是“道”的附庸，也有相对的独立性。我们不能尽显艺术之道，但可以从细节如手而尽量管窥“至道”之奥秘。所谓“尽精微而致广大”，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真是不易达到之境界。中国传统艺术之辩证关系，历来是充满了智慧和神秘。所谓“过犹不及”、 “计白当黑”、“虚处传神”、“遗貌取神”等，皆是宇宙规律在艺术创作中的具体运用。朱熹思想在南宋时期经过了福建的真德秀（西山先生）和四川魏了翁（鹤山先生）的巨大努力，所谓“嘉定更化”，终于使朱学从民间走向官方，造成“士气伸而人心正，风俗美而治道成”的局面。福建思想界有了朱熹和真德秀等理学家的介入,其艺术思想可想而知,较之其他地方更显得特别。首先是学术与艺术追求“圣贤气象”，出自心性，强调“雅正”，反对“狂诞”和“空疏”之病，达到“高明纯一”之境界;其次是又注重实践功夫，在文艺创作中来映证义理之正确,如朱熹所谓“文实于中而文于外”（《读〈唐志〉》）或“就有道而正焉”（《沧州精舍谕学者》）。刘克庄也认为：“艺不习则不工”，“艺未有不习而工者”（《后村书画题跋》），都强调了“践履”的重要性。南宋理学家强调思想与践履，言论与行动结合，故艺术观念上更强调“体道”与“习业”的结合。再次是思想界强调“书关德性”之说。朱熹提出此命题,将书写迹象与心性结合起来,人之内向活动与客观表达都是相互关联的,将“书为心画”揭露无遗。第四，追求“中和”之境界。刘克庄谓“不绳削而自合，可谓至精至熟者矣。”（《跋仲弟诗》）他认为米芾虽然“字画极奇崛,诗文不陈腐”,但“要是世俗诡异之观,非天地冲和之气也”(《跋本朝名笔六家》)。刘克庄所说：“其胸中无毫发之可愧，故笔下不绳削而自合”（《游受斋集序》）。又如福建人章惇论书曰：“能之至极,心悟妙理,新手相应,出乎规矩法度之外,无所适而非妙者,妙之极也。由妙入神,无复踪迹，直如造化之生成，神之至也。”又说：“学书须先极取骨力，骨力充盈有羡，乃渐变化收藏，至于潜伏不露，始为精妙。”(见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十)这些书论实际上都受到了理学书论的深刻影响。一至到黄道周说出“书法乃学问中七八乘事”的观点，理学家的“道重艺轻”、“以艺体道”、“德成而上，艺术成而下”等的艺术观，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。
有着这样丰富思想资源的人文环境,没有理由不受其影响。所以当我们用有别于正统思想的眼光来看林仲文先生书画时,就发现了这样一些特点。他的书法和绘画等均是端雅、清健、遒逸的,不会有怪诞、野俗、鄙陋之作。虽然是明清巨幅大作，也多是追求格调、气息、韵趣之精意之作,理性大于感性。林先生之作,有着传统文人士大夫之心理积淀,追求着“不烦绳削而自合”的境界,“儒道耦合”常常是支撑中国文人生命的两把大伞，缺一不可，它调剂着“独善”与“兼济”的轻重。过于注重入世，追求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内外皆善，就难以超然物外，获取天全；而过于出世，又缺乏激情，败于枯寂空虚。这样矛盾，始终交织在创作家的脑海里，唯有智慧超群，独立特行者能驾重驭轻，达到和谐。林先生之作已达到一定高度，要再超越自我，还得经过“凤凰涅槃”的痛苦，而不应满足于目前之成绩。在近年的对外交流中，林仲文兄之创作热情更加高涨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，开始探索许多新的方法！我与林兄有过多次谋面，并且畅谈痛饮，颇合心意，默契于心，于艺事亦多共解，故乐为之跋也。
所欣慰的是，在近年他的生活开始走向闲适的状态中，所创作的新作有了新的突破。或清逸，或劲媚，或雄浑，或豪放，皆能自得与心，在逐渐找回自我，显现自己的本真。我们也看到他对法度逐渐的突破，开始突围。既然书画是心性之外显,那么在绝对自由的生存环境中,爆发的思想火花和生命色彩就更能反映生命之律动了。我们看到底气甚足的林仲文兄,在自我修炼中已经能够明心见性,摈弃物障,更见本色,放乎风骚之意,本乎天地之心,逐渐跃入更深邃之境界，这是大家所欣慰的。
甲午三月于金陵抚云斋
（邱世鸿，博士、文艺评论家、南航艺术学院教授、第二届兰亭奖理论奖获得者）